明月有情应识我，年年相见在他乡。此诗是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录的他的好友许明府吟出来的两句诗。
袁枚选诗真讲究
——读《随园诗话》
编者按：在中国，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热情澎湃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思想解放、文学创作、历史回顾、制度变革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领域，其深度力度与锐度，均已成绝响。这时期涌现出的一批大学生，堪称是时代的佼佼者者。阙维杭先生，正是其中之一，他对于治学与写作，颇有心得。
今天推送其《诗话》的“诗话”，敬请八点读者品鉴。
中国清代杭州籍诗人袁枚（1716一1797），乾隆、嘉庆年间的“一代骚坛主”，诗坛“性灵派”旗手，他那本洋洋近60万言的《随园诗话》不乏自成一家的诗词鉴赏、创作观，足可供人揣摩，问世后一纸风行。“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唐宋以降，诗词创作繁荣兴盛，诗话类的评析鉴赏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然蔚为大观。《随园诗话》在采风、选录大量当代各阶层诗人性灵诗作之际，以随笔笔法记事、点评，论证、彰显其“性灵说”美学观。在我看来，“随园老人”袁枚的这部传世之作，在大量采集诗坛乃至民间诗词并做出点评方面有极大贡献之外，也显出他作为一个鉴赏家、诗论家兼编辑家出版家的眼光与胆识。
“选诗如用人才”
袁枚身为名重一时的才子诗人，又长年累月采编诗话，博闻多识，对于如何选诗、选什么诗就相当讲究，自有其标准。他在《随园诗话》中称：“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卷七之三十二）他当年编《诗话》时，杭州、南京等地数百人争先恐后献上各自的诗篇（“争以诗来，无虑百首”），以求入选为荣，哪怕仅一二摘句也心满意足。袁枚则不以人取诗，而是看诗本身是否够“脆”够“鲜”。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入选《诗话》，袁枚阅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诗甚清老，颇有功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摘之无可摘也。”（补遗卷二之七十二）。《诗话》还记载一事，说是与袁枚“交好”之某太史送达诗集四十余卷，欲采数言入《诗话》，袁枚“苦其太多，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勘阅后戏题诗回复道：“何苦老词坛，篇篇别调弹。披沙三万斛，检得寸金难。”袁枚读之“不觉大笑，戏和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补遗卷一之五十三）
“贫士诗有极妙者”
袁枚曾归纳“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而他也坦承：“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七病也。末一条，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可见多少熟人乃至熟人之熟人相求选诗，有些“面子”还不能完全抹煞，然通观整部《随园诗话》，入选诗歌或摘句者以布衣、贫士诗人为多，并不以达官贵人为尊，甚至还有不少女子及贩夫走卒之句获其青睐而入选，这在当时文坛、社会极为难得，也与他身为诗坛“性灵派”盟主的诗歌观与诗话编撰初衷相吻合。袁枚从不讳言“最爱言情之作”，“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凡有各方“投赠佳句，摘录甚多”，当然入选诗句都要能是真性情之诗，概言之，无论言情状物、记游抒怀、咏史讽喻，总要不落俗套各有特色才行，都是以其“性灵说”诗歌美学观为根本，他的选诗之讲究也即都落实于这根基之上。相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称赞“贫士诗有极妙者”，引用诗句如陈古渔：“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杨思立：“家贫留客干妻恼，身病闲游惹母愁。”朱草衣：“床烧夜每借僧榻，粮尽妻常寄母家。”徐兰圃：“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皆贫语也。常州赵某云：“太穷常恐人防贼，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气莫书赊酒券，索逋先长扣门声。”袁枚称这些诗句真情流泻，尽显各种穷而窘迫感。（卷三之十一）
因赏识诗作而鼓励、提携诗作者，在袁枚也是习以为常的举动了。某年，他请人推荐一抄书人黄生，“人甚朴野”，一次袁枚偶而路过黄生案头，见黄生咏诗句云；“破庵僧卖临街瓦，独井人争向晚泉。”袁枚啧啧称奇，即奖赏五斗米给黄生，获得鼓励的黄生从此更加努力作诗。《随园诗话》选录了黄生的不少佳诗妙句，五言句有：“云开日脚直，雨落水纹圆。”“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尊。”“钓久知鱼性，樵多识树名。”“笔残芦并用，墨尽指同磨。”七言云：“小窗近水寒偏觉，古木遮天曙不知。”“旧生萍处泥犹绿，新落花时水亦香。“旧甓恐闲都贮水，破墙难补尽糊诗。”“有帘当槛云仍入，无客推门风自开。”（卷五之五）
“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
袁枚曾感慨道：“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补遗卷八之二十五）他选诗始终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秉承以质取胜的标准之外，也尽量向没有机会结集出诗歌的诗人倾斜，哪怕只是落第书生乃至被社会偏见鄙视的“贱工”即引车卖浆者。在袁枚几十年交游、采风、编撰生涯中，他接触并意识到“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补遗卷十之三十八），因此《诗话》也不吝篇幅，大量选录落第秀才乃至各方社会底层人士的诗句，如收录了“芦墟缝人”（裁缝）吴鲲的诗：“小雨阴阴点石苔，见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扫花去，花扫不完雨又来。”杭州缝人郑某诗句：“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旧绵花。”又有汉西门袁某卖面筋为业，其《咏雪和东坡》；“怪底六花难绣出，美人何处着针尖。”袁枚读而悦目赏心，称他们虽然“皆贱工也，而诗颇有生趣。”（补遗卷八之三十二）在《诗话》卷八，随园老人记录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时时冻馁之。子又生孙，老人爱孙，常抱于怀。人笑其痴。老人吟诗道：：“曾记当年养我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莫遣孙儿饿我儿！”袁枚称许此诗用意深厚。另记载家乡一贩鬻者（贩卖贩运之小贩），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作哭母诗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袁枚点评说：“语虽俚，闻者动色。”
“家常语入诗最妙”
袁枚所有的选诗标尺，讲究性情之外，同样性质、情状的选诗，表现在他对家常语、口语入诗的格外嘉许，特别接地气。譬如他说“家常语入诗最妙”，选录了布衣陈古渔布《牡丹》诗句：“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清初徐贯时《寄妾》诗句：“善保玉容休怨别，可怜无益又伤身。”皆为家常俚语入诗而易于歌咏流传。（补遗卷一之二十五）又称“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例举的选诗包括诵芬《冬暖》云：“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岁序差。可惜轻寒重勒住，不然开遍小桃花。”黄蛟门《竹枝》云：“自拣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范瘦生有句云：“高手不从时尚体，好诗只说眼边情。”又某有句云：“阶前不种梧桐树，何处飞来一叶风?”“贪着夜凉窗不掩，秋虫飞上读书灯。”这些诗句都是大白话，而又韵味十足。
“诗有天籁最妙”
《随园诗话》中多次强调“诗有天籁最妙”，“童语终是真语”，对坊间各类儿童作诗也在艺术上予以肯定。有一天袁枚看两孩童放风筝，一童得顺风大喜，另一童咏诗道：“劝君莫讶东风好，吹上还能吹下来。”袁枚听见“深喜之”。（补遗卷七之二）又有戏村学究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袁枚录之，称“末句趣极”。（卷八之三十七）又称童子某嘲其师云：“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气冲天天亦惧。”有太白《嘲鲁儒》之意。（补遗卷六之八）《诗话》补遗卷五之十记录：“湘潭张紫岘九钺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楼作歌，人呼‘太白后身’。中有数联云：‘乾坤浩荡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携骏马五花裘，调笑风尘二千石。自从大雅久沉沦，独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来我亦去，楼影萧萧愁杀人。’果有青莲风味。”
袁枚以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诗往往“妙在皆孩子语也”。长期频繁的选诗、采风，袁枚自己虽然付出无数心血和时间，却也得益不少，坦言“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他在诗话中记录随园一担粪者，某日在梅树下欣喜报告说；“有一身花矣！”袁枚听了后激起灵感，便吟成了一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卷二之四）
“君子不以人废言”
选诗，能做到作品面前人人平等固然不易，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废言”的道理，作为一个鉴赏力相当高的诗人，他对严嵩、阮大铖等人的诗歌极为赞赏，也选取了他们的一些佳句评点，尽管他们是声名狼籍的一代奸雄。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之五十二节，他称严嵩的《钤山堂集》“颇有可观，如；‘卷幔忽惊山雾入，近村长听水禽啼。’‘沙上柳松烟霁色，水边楼阁雁归声。’皆可爱也。”又引阮大铖诗句道：“‘露凉集虫语，风善定萤情。’后五字颇耐想。”
正是在《随园诗话》中采录了大量社会低阶人士乃至“贱工”之流的诗作，尽管《随园诗话》印行前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但也有质疑“《诗话》收取太滥”的杂音不断，袁枚不理睬也不畏惧那些多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指责，坦荡大方地回应：“然则《诗话》之作，集思广益，显微阐幽，宁滥毋遗：不亦可乎?”（补遗卷四之一十八）袁枚又强调：“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说明所选之诗，都是依据自己的鉴赏、评析而录，即使宽泛些，足以显微阐幽，令人品味各类诗人诗作之妙就够了，凸显出袁枚选诗真讲究的不同层次与标准。
随园老人的诗意栖息地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乾隆四年（1739年）考为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三年后赴沭阳（今属江苏）、江宁（今江苏南京）等地任知县，由于为人正直善良，为官勤于治政，声誉颇佳，但其诗人本色又何能长期忍受封建官场约束羁绊，为官知县六年后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天，无意仕途的袁枚即辞官归里，离开了充满是非和倾轧的官场。因喜爱古都金陵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围，遂以“三百金”购下城内小仓山（今五台山）麓江宁织造隋赫德的200亩园墅“隋园”。相传该园故址早先为明末文人吴应箕寓居金陵时的私家园墅“吴氏园”，后为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购得并改建；又因曹家后来获罪，该园被雍正朝廷没收，划拨给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所用。袁枚买下隋园时，“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袁枚《随园记》），一派荒芜杂乱景象。经他精心规划整修，环境清幽雅致，悦目赏心，并更名“随园”，寓意随顺自然、随遇而安。《随园诗话》中有不少笔墨状写随园风物环境，并说明：“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袁枚退隐随园近50载，修身养性，勤于著述，怡然自乐于“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袁枚小仓山房楹联）的金陵，除每年不定时出游神州好山好水之外，随园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诗意栖息地，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书房”所在。平常岁月时有各地文人骚客造访随园，诗会雅集不断，每逢四季佳日甚至对外开放，“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卷上）
袁枚毕生著述甚丰，《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新齐谐》《随园食单》等皆为传世之作，涵盖文艺、评论、美学、饮食等诸多领域，影响深远。这些成就使他与赵翼、蒋士铨并誉为乾隆年间“江右三大家”。身为“性灵派”盟主、“一代骚坛主”，袁枚在清代诗坛四大派（另外三派为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中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高举“性灵说”大旗，横扫沈德潜“格调说”的泥古之风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陈腐之气，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别开清代诗坛生面。
诗人兼编辑家的眼光和见识
《随园诗话》博闻广录，所选之诗出自诗坛内外千家万户，不以名位取舍，不顾他者臧否，虽然有些难免为应酬唱和之作，但也看重是否可读耐读，因此所选诗作纵然各有性情高低，抒情叙事也许并无深义，但只要读之有味，清新可颂，也就足矣。总体而阅览，袁枚呈现给世人的是带有其个人品味和取向的作品，诗须雅致清通，更须鲜活生动，凸显了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因素，这是诗歌创作主体必备之需，也即“性灵说”美学诗论的主要观点，因此纵观整部《随园诗话》，便形成了袁枚独有的审美视野与风骨，凸显了一个诗人兼编辑家的眼光和见识。
由此而想到风靡读书界数十年的美国《读者文摘》，以及仿而效之的中国兰州编辑出版的《读者文摘》(现已改名为《读者》)，这类文摘杂志的选文摘句，最能显出编辑的心机识见，不是匠心草率便是乾纲独断，既可能编得乏善可陈，也可以策划精准，编排令人心仪。每期数十篇长短文章如散沙或散珠般聚拢，篇篇不搭界，但整体上总该传递出某种格调、品位或主旨，让读者自有取舍又互为赏鉴。美国《读者文摘》走的也是平民路线，所选文章或教益，或掌故，或小说，或美文，包容百家，雅俗共赏，不艰深也不媚俗，多清趣而广知识，在美国乃至全球读者中口碑极佳，久盛不衰，足证该杂志的编辑功底之深和用心之专、识见之博。
袁枚选诗与《读者文摘》看似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其实古今中外读书界编辑界的目标并无大异，妙文佳作纵然挂一漏万，给读者的享受和启迪应该多多益善。中文报纸又素有副刊的传统，副刊的园地当然也是编辑和作者、读者共同驰骋的天地，而编辑则是当仁不让的谋划大师，袁枚选诗之法度之讲究的借鉴，仍有古为今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