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身于寻常百姓家庭的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是他们实现人生跨越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走进官场的唯一正途渠道。他们在科举考试之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寒窗苦读数十载，因此古代还有“一榜定终身”的说法。
等到科举考试揭晓皇榜的那一天，有的考生欢呼雀跃，有的考生失魂落魄，简直是悲喜两重天。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科举考试结束之后的情形：
“科举考试考完后，考生们一想到自己能够高中，就仿佛顷刻间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荣华富贵是扑面而来。但一想到自己可能要落榜，就仿佛瞬间身体冰凉，灵魂出窍，真的是坐立难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样。
忽然有差役快马加鞭传送喜报，考生们的神经又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自己的喜报，考生神情碎变，就像是中了毒的蝇虫，打他都没有感觉。落榜的考生最初的心情是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瞎了眼，发誓要将案头的书本文具都烧了。
过了几天以后，落榜考生的怒气渐渐平息了，又对科举考试心痒痒，又开始像破卵之鸟，衔木重新营巢，再次投入到科举考试的鏖战当中。”
隋唐时期创立和发展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选官方式的重要制度创新。从隋场帝大业元年(605)设立进士科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诏废止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存在了约1300年，对隋唐到明清的官僚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断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浙形成。唐朝前期，科举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种，制举由皇帝特旨召试，应举科目广泛，应试者身份不限，中第者可获出身或官职。常举每年举行，科目比隋有所增加，但考生主要集中在明经、进士两科，应考者主要是各级学馆学成的生徒和不在学的士子。中第者可获得出身，通过吏部铨选，才能正式做官。明经科考试以帖经为主，进士科始以试策为主，后又加试帖经、杂文，天宝年间始试诗赋。进士科应举人多，而录取人数少，士人举子将考中进士比喻为“登龙门”，一旦登第，声名大振，往往宦途便捷，飞黄腾达。进士科在选官中的独重地位，日益为士林举子所重视，进士出身者在唐后期高官人选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加。武则天时创立武举，但地位不甚重要。唐朝科举制在应举资格、考试内容、录取原则、审核手续、放榜期限、等第评定、获取出身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规定，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它通过考试方法体现了平等竞争精神，有利于广大普通地主步入仕途，扩大了统治基础，成为唐以及后世选官的主要方式。
科举制度在创设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而是一种官僚人才的选拔机制，与现代意义上的专门人才遴选程序完全不同，随着其内涵和体制在技术控制细节方面的不断完善，科举制又增加了多重功能，如官僚与士绅身份在中央政府、地方中层机构和基层乡村社会等不同空间层次中的合理配置，官僚与士绅人才上下有序的不断流动，士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的代议作用等。这些功能相互之间合理有效的均衡搭配，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和科举文物是中华文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科举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精神文明领域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当然，科举制度也造成了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科举制度的推行，特别是八股取士，还带来了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封建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机制，有成功者，当然也有失败者，这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即便在科举考试中成功了，也仅仅只是他们官场生涯中，迈出的万里长征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