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抗日战歌，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为什么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最后成了我们的国歌，这首歌是怎么来的，这些年来它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王慧。上期节目最后给大家留了个问题，你知道国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很多朋友给出了答案，是1935年上映的《风云儿女》，非常正确。这部电影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人主演。
不过，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吗？为什么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最后成了我们的国歌，它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让时间回到1931年，扩张野心急剧膨胀的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序幕，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自此开始。四个月内，日军强占东三省，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国难当头，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迅速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肉之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他们当中有农民、工人、爱国官兵、知识分子，甚至曾经的土匪等等。
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围剿”中央苏区，对日本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这时，中国共产党发出对日抗战宣言。
“不作亡国奴”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自发抵制日本产品。
日货被定名为“仇货”，是仇人的东西。许多日企职工主动辞职，码头工人以罢工形式拒绝装卸日货，日本的对华倾销受到严重打击。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建了一系列“左翼”文化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等。这些“左翼”组织的成员们以笔做刀，通过电影、戏剧、歌曲等各种形式，激发着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田汉，人称“田老大”，是当时“左翼”影剧界的扛把子。田汉有个非常默契的合作伙伴——聂耳，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前进歌》等等，当然还有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左）、聂耳（右）
1934年，田汉答应给上海电通公司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也就是后来的《风云儿女》。电通公司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被国民党政府视为“赤色大本营”，1934年在上海成立。
虽然在严酷的环境下它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推出了包括《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在内的4部优秀影片，出版了13期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电通》画报。
《电通》画报 视频截图
这里就是位于上海市荆州路405号的国歌展示馆，展馆所在的地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1935年初，电通公司搬迁至此，在这儿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风云儿女》。
影片以一段上海亭子间的奇遇开始，到长城抗战结束，讲述两个知识分子由象牙塔走向民族抗日前线的故事。电通公司很看好这部作品，给它配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谈瑛四位主演之外，刚刚步入影坛的周璇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舞女。
当时，田汉先是完成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写在最后一页。然而，1935年初，他还没来得及把故事写成脚本，就因为宣传抗日被捕入狱。
田汉被捕之后，电通公司找到了夏衍，请夏衍把《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改成剧本。当年，原稿的最后一页，也就是写着主题曲的那张纸，不慎被茶水打湿。夏衍怕别人看不清楚，就在旁边誊了一遍。但是有几个字确实很模糊，夏衍就空在那里，然后请写词高手孙师毅想办法填上。
孙师毅认真思考过后，给补上了“炮火”两个字。就这样，在没有刻意改词的情况下，田汉原词第六句中的“飞机大炮”被写成“炮火”。
视频截图
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被捕让聂耳感到义愤填膺，也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听说《风云儿女》结尾有一首主题歌之后，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请缨。
他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还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握住了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当时，聂耳租住在上海霞飞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1258号3楼。他对导演许幸之说：“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
就在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并试唱之后，由于宣传抗日，他也被列入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为了保护、培养聂耳，党组织决定派他出国学习，由日本转道欧洲去苏联。
1935年4月15日一大早，聂耳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从上海汇山码头坐轮船去了日本。走之前，他对夏衍等人说，这歌改完后，他一定尽快寄回来。
4月下旬，聂耳在日本完成了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修改，并把定稿寄回了电通公司。聂耳寄来的歌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后来，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视频截图
影片一共拍了4个月，1935年5月，拍摄工作已接近尾声，只有主题曲还没录制。这时候，电通公司的7位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合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录制。
国歌展示馆里陈列着一张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唱片的A面是《铁蹄下的歌女》，《风云儿女》的插曲；B面是《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视频截图
位于衡山路811号的这栋红色小楼就是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这是一栋法式小洋楼，外墙面的主色调是红色，所以现在大家都叫它“小红楼”。
这里是中国唱片业的摇篮，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聂耳、冼星海、任光、安娥、周璇、胡蝶、阮玲玉、黎锦晖等等。
1935年5月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百代公司的记录册上清晰地写着，《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天灌录完成。这里还保留了当年灌录的母盘，编号A2395。
第一版国歌的7位演唱者是电通公司的司徒慧敏、施超、郑君里、顾梦鹤、盛家伦、金山和袁牧之。由于司徒慧敏、郑君里、顾梦鹤三个是广东人，所以我们现在放这张唱片的时候，还能依稀听出里面夹杂着广东口音。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也就是现在的黄浦剧场举行首映。电影从上映之日起便场场爆满，《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唱出了大家的心声。许多观众为了学会这首歌，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影院，很快电影院就出现了全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
这首歌快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首战歌。著名画家、音乐家丰子恺曾经回忆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35年7月17日，噩耗传来，聂耳在日本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田汉和聂耳共一起创作了14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了聂耳短暂而璀璨的一生中的绝唱。
聂耳很喜欢这首歌，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参与了国歌遴选。当时，有些人不是很认同这首歌，他们觉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了，选用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在听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提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唱响。从此，它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见证者一个又一个重要时刻。
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借此机会，让我们再次唱响国歌，向祖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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