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相当于现在什么官?廷尉在秦朝是什么官职？秦汉时期位列九卿的廷尉，是朝廷中专门主管司法审判的最高长官。“廷尉”一词，既是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的名称，也是该机关长官的名称，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其院长。廷尉的职责很大，其一，要负责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凡郡国疑罪，皆处当以报”，也就是说各地地方官解决不了的疑难案件，都要上报廷尉，廷尉如不能解决就再上报皇帝，以“决疑当谳，平天下狱”。其二，要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即所谓的“诏狱”。由于在此类案件中，皇帝交办时即有较强的定罪或重惩的倾向，有时甚至皇帝本人就是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把这类案子搞砸了，廷尉不仅会惹恼皇帝，遭到贬黜，有时甚至有掉脑袋之虞，于是看皇帝脸色以准确“揣摩圣意”，就成为判案的关键。
不过，在历史上曾任此职的人中，也不乏像汉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这样的人，他不畏强权、严格执法、敢于犯上。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记述了其坚持以法为本、依法断案以维护法律权威的几个事例，他也正是因此而名留青史的。
据《史记》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出巡到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来，惊吓到天子座车的马儿，于是派骑兵将此人捕获，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对其进行审问，那人回答说，“我是长安县人，到这里后听说皇上出行清道，禁止人们通行，便躲到了桥下。过了很久，我以为队伍已经过去了就走出来，却撞见皇上的车驾，于是就逃跑罢了。”张释之了解后，就向文帝奏上其应得之罪及相应的惩罚：“一人犯跸，当罚金”，即单独一人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应该判处罚金。文帝对此处理结果极为恼怒，“这个人他惊吓到了我的马儿，而你却居然只判处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即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所应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即“一人犯跸，当罚金”），如果对他加重判刑，则会使法律无法取信于百姓。现在既然交给廷尉来处理，而“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廷尉应是维护天下公正的执法官，稍有错失，则天下用法皆效仿其或轻或重，那就没有标准了，这样民众不就手足失措了吗？听了张释之的解释，文帝才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似乎有些不甘心。
《史记》中记载的另一个案例，是有人偷了高祖庙中座前的玉环，文帝很是愤怒，将盗贼交给廷尉来治罪。法律规定，偷盗宗庙所用的器物，应处以“弃市”的刑罚，也即在闹市这样人多的地方将罪犯处死。张释之据此上奏处理结果。文帝大怒，“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庙意也。”认为这个盗贼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宗庙的器物。我交付廷尉治罪的意思，本来是想要处以其灭族之刑，而你却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奏上，这与我恭敬承祭宗庙的本意完全不合。张释之面对皇帝的指责，摘下帽子磕头谢罪，并说“法如是足也”，按照法律这样来处断已经足够了。认为如果盗取宗庙器物就要判处族诛，万一将来有愚民挖取长陵的一抔土，那陛下又该如何在法律之上加添其罪刑呢？文帝对于张释之的“据法力争”，思忖良久，最终认可了廷尉的判决。
这两个案例本身并不复杂，且法律都分别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措施，其特殊之处只在于其侵犯的对象与皇帝有关，而且皇帝在交办时都已有法外用刑的预期，而张释之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严格地依法办案，即便在皇帝明确表明自己的意思，且对其处理方法“愤怒”的情况下，他仍能坚持原则，并不疾不徐地说出一番“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道理来，最终使皇帝认可了他的判决。
张释之的依法断案与不畏强权，固然因其刚直不阿的性格使然，不过也与汉文帝的宽仁有很大关系。张释之在被擢升为廷尉之前，即有几次与文帝打交道的经历，最著名的当属对太子刘启与梁王“不下司马门”事件的处理，时任“公车令”的张释之“追止太子、梁王”，且“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而文帝不仅没有因此怪罪他，反而还做了一番自我批评，说自己“教儿子不谨”，并因赞赏张的做法而将其“拜为中大夫”，直至“拜释之为廷尉”。可以说，张释之之所以敢拂文帝旨意，在于此前宽厚仁慈的文帝一直以来的“纵容”，正是这种君臣之间的相知相得，才有了他在处理事关皇帝案件时对法律的坚守，也才成就了他在历史上依法断案的典范地位。
古代社会的官僚，由于其俯仰升黜之命运掌握在皇帝手里，自然而然就会养成一种唯上的心理，而像张释之那样表现出来的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人品格，不具有可复制性，甚至不具有连续性，因为在文帝朝中，他可以如此，而到了景帝朝中，就没有了他的舞台。这样想来，历史上的张释之是值得人们钦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漫画/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