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一书乃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本书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黄霖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词学大师王国维的学术个性。下面就来看看王国维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王国维人生三境界。
如今世上知王国维的人，大多唯知其求学求治之三重境界，唯三句宋词——
第一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重，“衣带渐宽终不悔。”
第三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至于其他，其实不甚了了。
我说王国维，似不必落此俗套。而之所以论《南渡北归》，却提王国维者，实是因为王国维为近代文化史上难以避开之顶级人物。
向来说一个人物，最好的办法是靠近他、了解他。靠近乃是从生活中靠近，再从作品和思想上了解他。这似乎也是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史书，汗牛充栋，所记人物无数，但其方法却很统一，皆是以事说人，以人绎事。一个人到底如何，从他的生活到典型事件细细说开，不着一语评价，却似乎把这人就这样说明白了。
这是很好的方法，本身即很生活化。平素我们说一个人，或者和一个人成为朋友。都是先与其在生活中共处，通过其言语处事而了解他。
知王国维者，应也如此。
鲁迅是见过王国维的，而且对于其人，打了一个奇怪的譬喻——
“（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按：见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这句话确实是说王国维相貌的，但鲁迅此处更多的还是说王之性格。鲁迅的原话是承接一些事情而来的，按鲁迅的说法，是所谓的在清朝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的“大内档案”最终被卖给了日本人。于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经常发感慨，“大有号啕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
鲁迅认为这些人的议论“都不大确”，罗振玉所写的东西有“广告”气扑鼻。因为这些人都把自己当作“遗老”，慨叹之中贩卖的东西是陈旧的，为已没落灭亡的王朝说话，所以鲁迅说其文——大抵有“广告”气扑鼻。
继而笔头一转，指向王国维：
“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按：见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鲁迅的笔很狠，但也替王国维做了开脱。因为他认为王国维只是被那群“遗老”弄成了“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我英语欠缺，查“Sandwich”词意为夹心面包、三明治。然会意鲁迅之文，应当是王国维是三明治那两片面包中间夹的火腿，身不由己，受了夹板气，被蒙蔽。
则鲁迅所谓“（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意思明了。
但鲁迅高明即在此处，这不仅是譬喻王国维处境而恰当，于王国维性格、相貌亦甚妥帖。
甚少有人知道，在中国，火腿并非仅为吃的，而是一种中药，药名即“火腿”。
《药性考》里说其药性咸、温。《纲目拾遗》中说其味咸甘，性平。
如此作用，当然用来开胃宽膈，最合适不过。
王国维于这些事情的处理，之所以如此“性平”、“性温”，虽跟思想有关，但与性格亦很有关系。
至于王国维的相貌，毋庸置疑，一字概之：丑！
而且其丑为睹容者共知。
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之状。
这未免过分，不客气地说，这是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污蔑”，因为他们总把王国维当作“清朝遗老”对待。
但王国维之丑，却是不假的。
鲁迅所谓“火腿”是模糊之例。胡适则说得直接：“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这是胡适晚年所写，王国维早已作古，如王国维在世，胡适必不敢如此说的。
因为王国维虽然体重不足百斤，是如今“好女”的标准体重，胡适却对他尊敬佩服到害怕的地步。
我们认识生活中一个人，也必先认识他的相貌，再美貌的人，也多少有丑朋友。与人相处，最终必不是看相貌之俊丑的。长久地相处，那些“丑人”朋友，往往是最好的朋友。
这道理，现在甚多人不明白。但其时那些大人物们却甚明白。
这恰也是我之谈王国维相貌的原因。
因为这与王国维之地位，以及大人物们对王国维之态度的最好的对比，无时无刻不在阐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句话。
王国维的小身板里，充斥着学问的血肉，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庄子说海之浩瀚，云：“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武侠小说中，张三丰的弟子张翠山对张三丰的佩服，也是这句话。
王国维确也如此。
这个所谓的“遗老”，却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先河。旧统学问，至王国维，到了一个无可匹敌的高度。
宋元戏曲史研究、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殷周秦汉古史研究，无一不高。
单看他研究的那些课题——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名称便能唬住各种神人，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个“博”字，便足以惊呆世人。以庄子之语夸之，毫不为过。陈寅恪便赞叹其学问“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辙”，即车辙。意即跟着王国维之脚印走，也赶不上。
这等境界，孰能以貌丑而鄙之？反正当时的大人物无一敢做此想。
更何况，甲骨学将他奉为鼻祖，不，不祧之祖。
甲骨文很早便见世了，1899年之后，便流传全世界。
骨片数以十万计，然世人莫能识。于是王国维一埋首抬头之间，甲骨文的秘密震惊天下。
此影响不仅是对于未来的，实则对于过去之影响也无比巨大。
在那时，中国风云巨变，时代之殇正酣，中国文化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首先“疑古之风”盛行——此风至今日仍在狂吹，学术界、文化界对于古籍普遍产生怀疑。
普遍或彻底疑古，便是否认自己之文化。这当然与当时时代动荡的环境有莫大关系。但却也几陷文化于深渊薄冰。
而王国维对于甲骨文之研究成果一出，《世本》《史记》之真，昭然无可辩驳。至少《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几无怀疑，且从殷墟中挖掘甲骨的那些考古先辈，也是根据《史记·殷本纪》按图索骥而得成果的。
这在极大的意义上为中华文化的存续上给足了信心。那一代的大师，确实是有此能力和胸怀的。
更为有趣的是，考古学，这是那时的学人大师们从西方搬回来的学科，却是旧文化传统里的王国维给它烧上了一把最辉煌的火。这当然也震惊了那些当时的“海归”们！
（按：中国当然早有考古学，比如北宋之金石学，但当时以考古学为名在中国做研究之学科，确实搬自西方，如今意义上的考古学是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历史也并不算很长。）
至少，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大人物，如认真了解他们，便发现他们实际上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并不排斥鄙视，而且抱着满腔的崇敬与珍重。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哪一个不受传统文化之浸润，有人总以为鲁迅推白话文，便是完全反对古文。其实大谬不然。鲁迅等人如此做，是以新方式普世、救心、救世，而非彻底否定过去之文化。否则，鲁迅为何读史，为何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可都是文言文。实则鲁迅个人的第一篇小说，便是文言小说——《怀旧》（1911年）。毛主席自己，便酷爱史书、古诗词。
所以，白话文只是一种“斗争”的方式，绝不是要完全灭绝古文，至少本意上绝非如此。
王国维则是不选这种方式的，他有他的方式。因为他是旧式学者（胡适的称谓）。胡适认为当时旧式学者只剩下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即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自己等，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而胡适认为其他三个人都不行了，罗与叶没条理系统，章太炎半僵化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用的词，是“过渡学者”、“希望”。
可见这个新式人物，绝不是要彻底打败旧有的文化，反之，恰是对于过去的文化抱着极大的希望，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个“过渡学者”。意即过去的文化要继承发展，新的文化也要去尝试，去发展，二者并存，甚至融为一体。
晚年胡适
只不过，旧有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沉淀，颇有死水难泛的气象，这需要极天才和担当之人，撞开重重迷雾，给出光明。
王国维便是这个人。他一肩撞开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便是证明。他以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便是明证。
是时代的定性认知上，总把他认为是一个纯粹的“遗老”，这是有失偏颇。
不过，如此认为，倒也事出有因。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王国维是一个帝师。
当皇帝的老师，从来都是荣耀的。周代即有，为太师。秦不设，但秦之太子也是有老师的。汉及以下，从来都有。元代皇帝的老师，虽然为僧侣，但总之是有老师的，且权力不小。明清虽为赠官、加衔之用，但也很受尊崇。
王国维便是清代最后一帝——溥仪——的老师。
这个身份让他几乎难以翻身，妥妥的标靶。即便鲁迅说“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也是无用。
而这个被“诟病”的“遗老”，却又有个惊人的举动，他将走进以西方模式办起的学校——清华园——中去教书。这对于王国维，即是纠结，也是莫大的勇气。而对于中国文化，也不失为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