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优出圈

1984年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从1978年到今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复制、最具传奇色彩的40多年。我们从当年除了人一无所有，迅速崛起为现在的世界超级大国。变化之广之大，让人恍若隔世。而1984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不单单是因为小编出生了，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为后来的巨大变迁种下了希望。所以后来，当人们说起1984年，往往会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春潮涌动”。

33岁的王石正在深圳创业，他靠着倒卖鸡饲料，一年赚了300多万，而那时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

当时，香港对鸡和鸡蛋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鸡饲料也成了抢手货。王石跑到北方，低价购进数千吨鸡饲料，再运回深圳，高价转卖到香港。不过王石也懂得，这种模式就是赚个辛苦钱，他开始考虑要不要转型，应该如何转型。

1984年1月24日下午，王石骑着自行车路过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围观的群众，一打听，才知道邓公来深圳了。王石后来回忆说，“我感觉干大事情的时候好像到了。”

邓公一生有两次南巡，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

那么，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公，为什么在1984年刚开年就突然决定到深圳来看看？

1983年夏天，某家颇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文章，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还有的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更是视特区为异端，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所以，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公脑子里一直装着好几个大问号，这促使他南下广东去来看个究竟。

1月24日，邓公抵达深圳，特区的党委书记向邓公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的成绩：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1979年增长了10倍。备受压力的深圳很想得到邓公明确的支持态度，这时邓公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傍晚，邓公来到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顶楼天台，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而王石就站在楼下的马路仰望他。其后数日，邓公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直到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后，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公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公的话一锤定音，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很快，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邓公南巡，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和信心，超乎所有人意料。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不久后国企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也有很多人决定离开体制出去闯荡，干出一番事业来。

1984年，英雄辈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这年冬天，后世著名的联想集团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诞生了。柳传志担任负责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他后来回忆，这是一间20平方米、砖砌的小平房，里面一台电脑都没有，“房子里没有写字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角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条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全公司只有11个人，全数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另一个副经理张祖祥。

为什么联想会把“家”安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呢？因为联想就是计算所办的一家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就是计算所里一个专业能力不太强的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是当时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中国发射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需要的计算机，都是这个研究所参与研制的。但是到了1984年，部队的研究计划停止后，再也没有资金从上面拨下来，为了全所1500名职工的生计，所长不得不开动脑筋，自办一家公司，积累些钱，为所里解决实际困难。

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联想有什么打算。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但联想在成立最初几个月里，大家最担心的是，月底工资从哪里来。门口虽然高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牌，但他们并没有经营计算机相关的项目。柳传志先是在计算所的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有一回，他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电，只要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那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启动经费，一下子就被骗走了14万。要知道那时候，计算所的高级教授月工资不到200元，柳传志的工资只有105元。

柳传志的倒爷生涯就这样黯然谢幕了。联想真正赚到的第一笔“大钱”，还是要靠“母公司”中国科学院第二年赠送的一个订单，联想也因此和IBM结下了缘分，具体的故事我们等后面再细说。

南方的王石深思熟虑后，决定去干一场“大事”。他和联想一样，也决定走“科技”路线，于是，“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了，王石当经理，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根据王石的回忆，在1984年前后，全国各地政府掀起一个办公设施改造的热浪，大量的进口设备都是从深圳流入的，许多公司在这次进口热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王石的脑子可比中科院的研究员活络多了。他可不会老老实实买仪器，展销中心最大的利润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为什么换外币能赚钱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当时特殊的游戏规则。人民币兑换外币有两档价格。在官方牌价下，1美元兑换人民币2.8元，但市场汇价却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4.2元，这中间有一个不小的差价。

王石后来亲口讲述了一个例子，证明他的公司是怎么赚钱的。1984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王春堂报的换汇比率为1：3.7，比官方价贵了0.9，但又比市场价便宜0.5。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但是王石当时手头没这么多钱，他干脆贷款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交给王春堂。这1000万美元一倒手，王石就卖出4200万元，一进一出赚了500万差价。

如果说柳传志和王石是白手起家，那么张瑞敏则在1984年年底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他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你能想象，今天的国民品牌海尔电器，当年竟然是个要厂长亲自监督工人不可随地大小便的草台班子吗？

这家小工厂曾经生产过电动机、电葫芦、吹风机、小台扇、洗衣机等等，由于产品外观粗糙，质量低劣而无人问津。在张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厂长，工厂的资产与债务相抵后还亏空147万元。

很多年后，张瑞敏回忆道，“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大家注意，不是晚上9点，而是早上九点就下班了。

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大家别笑，我们没有梦回印度，当时在工厂车间里随地大小便是一件司空见惯，而且不被禁止的行为。这条规矩执行半年多后，随地大便的人没有了，但小便还是没能杜绝。

其他制度还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尤其是最后一条，在今天看来是很魔幻的事情。张瑞敏将制度贴出来后，故意把车间门窗全都大开着，布置人在周围观察，看看有没有人来拿东西。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扛走了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

张瑞敏一边整顿企业秩序，一边做出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那就是转产电冰箱。他引进德国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尔的制造技术和设备，“海尔”就此诞生了。而“张瑞敏砸冰箱”的传奇，则发生在明年，我们到时候再细说。

这一年，靠冰箱起家的人可真不少。广东顺德，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拿着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便是科龙公司的前身。吉利的老总李书福，当时开了一家照相馆，他发现做冰箱配件更赚钱，便捣鼓出一个冰箱配件厂，也开始走上了工业的征程。

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日后将相继散发出属于他们的万丈光芒。不过在当时，他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只有一个人例外。1984年最闪耀的企业界明星，当属广东省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

今天大家可能对李经纬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说起健力宝呢？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1984年年初，三水酒厂只有几口米酒缸和一条啤酒生产线，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账上只剩28万元。谁也无法想象，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的“健力宝”居然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在洛杉矶奥运会大放光彩。

这个商业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

1984年3月，李经纬得到一个消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时李经纬手里有一款尚未投放市场的运动饮料。但是，这个饮料品牌叫什么？商标是什么样子？采用何种包装？消费者喜不喜欢？一切连影子都没有。

4月份在广州有一场亚足联会议，这将是饮料亮相的最佳时机。李经纬要在一个月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健力宝”这三个字是李经纬自己想出来的，朗朗上口，又有“健康、保健”的意思。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健力宝的商标设计：把中国书法与英文字母结合起来。“J”字母顶头的点像个球体，象征着球类运动；下半部由三条曲线并列组成，像三条跑道，象征着田径运动。而从整体来看，这个字又像一个正在做动作的体操运动员。

李经纬的另一个神来之笔，就是用易拉罐来包装饮料。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1978年，中国领导被日本易拉罐饮料震惊的故事。到了1984年，易拉罐依然是高档饮料的代名词，但当时国内易拉罐生产线寥寥无几，李经纬最后找到了深圳百事可乐公司为他代工生产易拉罐。

健力宝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在6月份国家体委的评审中，无论是商标、包装，还是口感、功能，健力宝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指定饮料。

今天大家对奥运会几乎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是在1984年，当许海峰的射击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时；当女排姑娘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时；当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被西方媒体誉为“力量之塔”时，当中国最终夺得15枚金牌，总数位居第四时，整个国家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健力宝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度。女排夺冠后不久，一个思路有点神奇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女排一直在喝一种从未没见过的饮料，他也没去采访和证实，光凭想象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运动员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饮品”，然后信手写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

这篇报道传回国内，健力宝一夜成名。健力宝是“中国魔水”，女排姑娘是“东方魔女”，两个“魔”交相辉映，给奥运会又增添了一份神秘气息。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飞窜到1650万元，再过一年达到1.3亿元，甚至连小伙子追姑娘，都得“买罐健力宝来再说”。此后的十多年里，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的成功，让中国企业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品牌、营销、公关的力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逃不过外资的眼睛。松下幸之助又一次来中国，推销刚刚从日本工厂里淘汰下来的彩电生产线设备。于是，青岛海信、四川长虹和广东康佳相继引进了松下的彩电生产线，到1985年前后，中国一共引进了105条日本彩电生产线。

德国大众也等到了收获的时候：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同年，桑塔纳汽车在中国组装成功。

所以，1984年，绝对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我们都下海吧”。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不被看好的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老百姓的观念也越来越开放了。《中国妇女》杂志在破天荒刊登了征婚启事。其中一则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一经面世，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半年后，刊登启示的煤矿工人朱俊芳与东北姑娘李萍喜结连理。

看到“征婚启事”如此受欢迎，《中国妇女》杂志干脆把它做成了固定栏目，甚至还办了“大龄青年婚姻专号”。看来不管哪个年代，剩男剩女都是个不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