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四川大凉山来到武汉的杨先生，见到在武汉做“代孕妈妈”的嫂子杨某时，心疼不已。
四川凉山盐源县居民杨先生说：“我嫂子肚子上现在还可以看到18个针眼。医院说是把她代孕的孩子打掉，嫂子现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而且如果不尽快医治，可能面临截肢。”
杨某来自四川凉山盐源县。去年十月份，杨某在广州打工时，老乡打来电话称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可以帮她在武汉找一份代孕的工作，只要成功代孕，就可以拿到高额报酬。
杨某介绍，对方说这边很赚钱，做这个代孕的话，可以赚23万。
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2022年11月1日，杨某来到武汉成为了一名地下代孕机构的“代孕妈妈”，被安排在武汉市某小区的一处出租屋内。
杨某被中介工作人员送到武汉市某门诊进行了多次妇科检查，2022年11月16日，她通过身体检查后开始代孕。为确保怀孕成功，中介工作人员安排人给杨某频繁地打针。
杨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正规的医生，就给她们打针。”
打了一个星期的针后，2022年11月21日，杨某做了代孕手术。杨先生说：“嫂子去做手术的时候，整个汽车窗户都用黑布蒙着，看不到外面，然后到指定位置才让她们下车，下车后直接把她们带进去，在那里移植用了20多分钟，就是用那种管子打进去的，移植完后，就带回她们的宿舍继续打针。”
之后，杨某每天都待在出租屋里，中介工作人员会定期过来给她打保胎针。2022年12月中旬，杨某腿部出现严重红肿无法走路，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杨先生介绍：“医生诊断说是腿部血栓，可能是药物不当，或者是注射时操作不适引起的。医生介绍，之后我嫂子面临着三次手术，后续10万元的费用，但是代孕公司表示自己没有责任。现在嫂子不要说赚钱，还要倒贴很多钱作为医疗费。”
杨先生说，嫂子杨某代孕时，代孕公司和中介都不愿意留下公司名称和电话，平时他们都是找代孕公司名为小耿的负责人，见面地点是在武汉市某门诊。记者陪同杨先生来到这家门诊。
近两小时的等待后，门诊的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小耿，半个小时后，代孕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杨先生说：“我嫂子到你们公司来做代孕，现在出现了这个病情，现在医药费欠费3000多元，我们要求赔偿医药费。”
代孕公司工作人员说：“杨女士肚里怀着孩子跟她的病有什么关系？冤有头，债有主，我只是跟他们中介签订的合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中介他们说，他们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的，他们会寻求我们的。”
而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没有赔偿责任。
专家谈代孕背后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搜索，查到数十家国内代孕机构的联系方式。这些机构打着助孕中心的旗号，提供代孕、捐精、捐卵等服务，根据客户不同需要，推出多个不同的套餐服务。
好孕之家助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在北京、广州都有移植中心，有不同的套餐服务，价格63万左右。”
胖爸爸助孕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有国外和国内两种服务方式，一种是在美国，费用在140万左右；而国内的，采用的是全包，费用大约80万。”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各种形式的代孕都是被禁止的。客户与代孕机构私下签订的《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无法律效力。相关方一旦出现纠纷，很难寻求法律援助。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胜说：“代孕者生了孩子，到底归属谁，是精子卵子的提供方，还是属于代孕母亲，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的问题，目前，法院上的判例是谁生了这个孩子，谁就是孩子的母亲。这容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容易引发代孕者和需求者的纠纷，容易侵害到我们孩子的合法权益和他的健康成长。”
社会学专家表示，违法代孕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权利义务难以确定，破坏正常的伦理关系。一方面会造成“谁是母亲”这类棘手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还会衍生出抚养权、继承权等各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