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杀人罪进行了终审宣判，主犯被判处死刑。
这个犯人在此前杀害6名民警，并造成多人受伤，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当死刑宣判下来的时候，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在为杀人犯抱不平。
今天杀人案故事的主角叫杨佳，他杀人的起因，居然只是一辆几十块钱的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如何导致了如此惨案，杀人犯杨佳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
预谋已久的犯罪
2008年7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的闸北分局所在的政法大楼，走进来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仿佛他就是一个要去公安局办事的普通人，因此也就没有谁对他有什么警惕。
然而，见没人注意自己，杨佳很快拿出了多个装满汽油的瓶子，脸上也露出了近乎癫狂的神色。他先是在大厅外花坛大量丢弃汽油瓶，然后直接点起了一把大火。
随着火光四起，政法大楼外面陷入了混乱，杨佳戴着防毒面具，掏出一把单面开刃的剔骨刀趁乱进了大楼，拿着刀开对自己见到的警务人员进行无差别攻击。
公安民警以及附近保安人员的反应十分迅速，快速上前试图对杨佳进行制止。
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手中有刀的杨佳很快就造成了多名警员伤亡。在刺倒了几名警员之后，杨佳还觉得不够，在多个楼层流窜，并攻击每一个见到的警察。
最终在往楼上跑的时候，一个民警拿出电棍击倒了杨佳，随后旁边还能行动的警员一拥而上，将杨佳制服，并且扑灭其所点燃的大火。
杨佳整个犯罪行凶的过程持续了十分钟左右，但这短短的十分钟却导致6名警察死亡，5名警察以及周边保安人员受伤。
消息一出，轰动全国，上海袭警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由于犯罪事实清楚，犯罪后果严重，所以杨佳被捕后很快就被送到了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并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死刑。
判决书下达之后，杨佳并不服气，而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罪行是被警察逼出来的，坚决要上诉。
于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马上开始了对杨佳的二审，由于我国二审即终审制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在综合各方意见，基于犯罪原因以及犯罪事实的深度把握后，最终选择维持死刑原判。
最终被判决死刑后，杨佳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最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
随后，杨佳被押下法庭，与一旁早就哭红了眼睛的母亲作了最后告别。
母子二人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母亲是双手轻轻落在杨佳的肩膀上，双眼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而杨佳依旧流露着镇定的神情，似乎在劝慰母亲，让她不要再为自己伤心。
一个月后，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杨佳案的死刑判决进行了最后的裁定，杨佳于当年11月26日被注册死刑。
在儿子死后，杨佳母亲多次向有关部门以及媒体表示，自己儿子是被警察逼疯的，是被警察逼着他去杀人的。
消息一出，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杨佳的杀人动机，也就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杨佳案的大讨论。
虽然不少人依旧坚持杨佳作为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杀人犯，理应被判处死刑的判决结果，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出了十分愤怒的情绪，甚至一些人认为杨佳是为了正义而死的。
这两种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杨佳被判处死刑究竟是正义还是不正义，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这一切，还得从一辆几十块钱的自行车说起。
一辆自行车
杨佳出生于1980年的北京，父母都是体制内的编制职工，家里生活条件还不错，相对于那个年代的其他同龄人，说杨佳赢在起跑线上也不为过。
但是杨佳的童年生活却十分孤单，因为父母工作忙，基本都是各自生活在单位公寓的时间比较多，而杨佳一个人在家中根本没得到多少父母的陪伴与关爱。
家境本不错的杨佳，居然成为了一个和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留守儿童。
为了照顾杨佳，父母将奶奶带到杨佳身边，与其他十分溺爱孙辈的老人不同，杨佳奶奶对于孙子的教育十分严格，但是却有点严格过了头。
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奶奶经常禁止杨佳出去玩耍，这也就导致没有父母陪伴的小杨佳，在同龄人中也没有什么朋友。
童年相对孤独的生活经历，让杨佳的性格愈发孤僻，而就在这时，杨佳父母的感情也出了一些问题。
由于工作单位不在一块，杨佳父母基本很少住在一块，久而久之感情便开始变淡，进而变得不和。
本来就很少回家的父母，经常在家中，当着杨佳的面爆发激烈争吵，而一旁的杨佳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
虽然当时杨佳还小，但是这一切在他心中已经有了深深的烙印。
在杨佳12岁那年，父母选择了离婚，跟着妈妈生活的杨佳，在随后几年里，学习也没有人关心，在中专学了财会专业后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杨佳爱上了旅游和登山。在2007年，他听人说上海那边就业机会多，杨佳就想去看看，顺便旅旅游，于是在2007年国庆期间来到上海。
由于喜欢骑行，杨佳还花50块钱租赁了一辆三无自行车。可当时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辆三无自行车，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在10月5日晚上，杨佳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溜达。在八点半左右，他在闸北区的芷江西路与普善路口，被几名警察拦住了。
当时上海自行车失窃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打击这类偷车犯罪，上海搞了一个严打行动，在各个路口对于三无自行车继续盘查，而杨佳骑的就是这样一辆三无自行车。
警察拦住杨佳的自行车后，发现这辆使用痕迹较为明显的自行车，不仅没有牌照，连车身钢印都被弄掉了，十分符合失窃自行车的特征，于是要求杨佳出示身份证件以及说明车辆来源。
但是从小孤僻不愿意说话的杨佳，此时根本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不仅拒绝出示相关证件，连自行车都不愿意下。
于是杨佳就一直坐在自行车上与警方爆发了争执，并引来了大量的围观群众，由于拒绝调查妨碍公务执行，双方在争吵了四十多分钟后，警方将杨佳带进了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调查。
根据杨佳后来在审判中的陈述，他表示自己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与民警继续争执，并且双方还爆发了肢体冲突，自己还挨打了。
于是杨佳当晚向闸北分局的督察支队投诉，但是督察支队来到现场后，没有证据显示其遭受人身侵犯，并且有录音与监控作证。
所以督察支队也就只好对杨佳进行疏导，直到十点多，情绪平复下来的杨佳才开始接受正常笔录配合调查，在确定车辆来源后，将杨佳放行。
而杨佳也没有回到旅馆，而是直接在派出所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杨佳，通过各种渠道，向公安部以及上海市公安局进行投诉，要求开除相关民警，并且要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
上海公安的督导部门经过对于相关录音、监控证据的检查，认为执法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先后两次去北京进行劝解疏导，并且表示愿意给予1500元的补偿费，但是却并没有做任何道歉。
这让杨佳感到十分不满，并没有接受上海方面的和解请求，后来的几次电话沟通也不了了之。
上海警方无奈公布了当时在路口检查时的部分录音，热度也就很快散去，大家都以为这件事过去了。
谁知几个月后，杨佳又回上海了。
本可避免的惨案
认为没有得到警方公正对待的杨佳，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说法。
选择用暴力杀人手段换取说法的杨佳，当他犯下罪行的那一刻，他真的还称得上正义吗？
在2008年6月12日，杨佳从北京再次来到上海，与上次来旅游散心不同，这次他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后面的报复行为踩点。
由于当时是在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受审讯，并遭到不公正对待，所以杨佳一开始便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外面不远处的小旅馆住下，并且偷偷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通过几次的观察，杨佳觉得这个派出所不好下手，因为其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而且要进几道大门才能深入核心办公区。
自己要报复，肯定要携带不少东西，这么多门很难穿过去，于是观察了十多天后，杨佳回了北京。
但仅仅两天后，他又来了上海，而这一次的目标，就是上次顺带瞅了两眼的闸北分局，而目标是这里的督察支队。
相较于芷江西路派出所，闸北分局所在的闸北政法大楼就相对容易进入得多，并且杨佳还在大楼附近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可以存放装备。
一切准备就绪后，杨佳在7月1日上午，利用汽油瓶点火引发骚乱后，进入了闸北政法大楼，开始了行凶报复。
虽然杨佳在行动十分钟后就被制服了，但是他已经造成了上海最严重的一起袭警案，最终被送到法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
当这个死刑宣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说杨佳是被警察逼成这样的，如果不是被逼的，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甚至，当时互联网上还有网民造谣，说杨佳是被殴打致失去了生育能力，才导致他在政法大楼袭警，虽然造谣者最终被抓，谣言也被澄清，但是依旧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尤其是杨佳终审判决下来时，所说的那句“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让很多人认为警察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认为应该从宽处理。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杨佳真的不足以死刑吗？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要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且被告人的犯罪动机不那么恶劣，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不大，确实可以从宽处罚。
但是要注意，这里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有限制的。
杨佳认为自身遭遇不正当对待，认为自己的投诉无人处理，选择的报复行为足足造成了11人无关人员的伤亡，且有着十分精心的犯罪筹谋，这根本不符合从宽处罚的条件。
换句话说，在这起案件中，事态之恶劣以及不足以用案件起因来进行从宽处置了。
杨佳所提出的在盘查过程中遭遇殴打等不公正对待，在调查过程中，确实没有存在任何实质性证据，就连杨佳本人也没有提供有力证据。
在认为自己投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后，杨佳通过精心筹谋，策划并实施了这么大一起的报复杀人案，所以理应负担起相应的刑事责任。
由于杨佳案起因过程中，存在不公正对待的可能，社会大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案件与审判结果，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法治观念的提升。
关于这起案件的法律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我国发展建设的发展。
单就审判结果而言，杨佳的死刑判决，是完全合理的。
但如果时间能够回溯，杨佳能够在路口被拦下时便坦诚接受检查，警方在检查时能够更加耐心态度温和，或许杨佳的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